宦官专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纵观中国历史,宦官之祸,以汉(东汉)、唐、明朝为最。接下来就和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明代宦官专权的原因，欢迎阅读!
明代宦官专权的原因
从实质上说，明代宦官干政的“法定手续”在宪宗时代已经完成，从明初太祖立下祖训不准宦官干政至宪宗汪直专权，不过一百年耳，何以会有如此大的变化。究其原委：
(一)政治上的需要
“按太祖之制，内官不得识字、预政，??而成祖违之，卒贻子孙之患”。明成祖朱棣任用宦官，委以权力，是因为当年在靖难之役中，尚为燕王的他就是靠勾结受建文帝压迫的太监，向逼近京师的江北燕军提供情报。此后又在围攻南京时，“燕王旧邸宦官王彦(狗儿)等也历战阵，颇著勋绩”⑥。成祖掌权后，担心会有失意的宦官像出卖建文帝一样出卖自己，故而拉拢宦官。再是，成祖是夺侄之位，在取得王位后，他所代表的新官僚与建文帝的旧官僚集团有着尖锐的矛盾。成祖虽采取高压政策，大肆屠杀建文集团的官僚旧臣，可高压屠杀只可凑效一时，不能长期实行，且民间又盛传建文帝尚存人世，因此成祖为了巩固统治地位，不得不启用亲信宦官担任要职并进行特务活动。由此可看出，明成祖授宦官以权柄完全是一笔政治交易。
(二)君主的怠懒
随着国力的强盛，国家的安定，与创始基业的开国帝王们不同，其继承者们也越来越趋于荒怠、腐化。这是古代每个朝代都反复上演的一部回旋曲。明朝亦是如此。太祖深知天下得之不易，作皇帝之后，勤于政事，日理万机。但是其后即位的帝王们坐享其成，当然体会不到其先祖创业的艰辛，遂享乐深宫，不问政事，权柄也往往委以亲信宦官，于是宦官的权力得到了不断地扩张。宣宗设立“内书堂”，提高宦官文化水平，本意是把他们培养成秉旨意的帮手而已，即所谓秉笔太监。宣宗虽让太监批阅文书，但自己亦每日亲笔批阅奏本，并对太监的批文进行审查，秉笔太监未敢售其私。但后来的帝王们就没了这份闲情逸致，有的干脆撒手不管。武宗自幼就受孝宗宠爱，喜欢玩耍，嬉戏，甚至胡闹，以至于“这个孩子一直放纵到14岁，就此，培养出了一位天字第一号的大顽主”。⑦他当政后不问政事，随由刘瑾专权。当时刘瑾遇一军人向他贿赂，他便批示：授某某官，转发兵部，兵部在批示上盖上大印，就成了正式任命书，而武宗则完全蒙在鼓里。至于熹宗，更
是历史上有名的“顽童”，走马、戏水、做木匠、无所不能，就是不理朝政。因此魏忠贤才得以专权。在君主对自己的权力不感兴趣时，势必会被身边的亲信宦官得以用之。
(三)缺乏法治
封建社会历来都是家天下，人治远远多于法治。统治者对制度法律的确立与废除有很大的个人随意性。在明朝，宦官就拥有特殊的法律地位，犯罪之后往往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或只受较轻的刑罚。由于宦官是皇帝实行绝对专制、压制官僚势力的工具，因而一般说来宦官的某些行为只要为皇权服务，即使越过法律所允许的界限，皇帝也可以因事立法，通过颁发诏旨给宦官的活动披上合法的外衣。但是，皇帝还是要受到统治阶层内部各种势力的牵制，太祖的祖训对后代皇帝也有着较大拘束力。因此宦官犯罪在一定条件下也受到法律的追究。不过，皇帝对于必须法办的宦官的量刑，原则上也是尽可能曲法从轻。皇帝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颁布新的法律，进而为维护亲信而曲解法律。名为天下臣民制定的法律，对于犯罪的宦官往往却成了一纸空文。这也是宦官专横一时的一大原因。
(四)明代绝对君主集权专制制度
明代绝对君主专制发展到了中国封建史上的顶峰，而君主专制与传统官僚及法制的互不信任和对抗也发展到空前绝后的地步。明太祖为了实行绝对君主专制“大搞党案，谋杀功臣;大兴文字狱，钳制思想;推行八股制，败坏学风，使官吏无能”①，皇帝集立法、司法、行政、军事、人事各种权力于一身，个人却无法运用所有的权力，可又不愿分权于臣僚，于是皇帝就依靠身边的宦官了。宦官与官员不同，因为他们产生伊始，便是为了服侍皇帝，其出身卑微，又是“刑余之人”，无儿无女无家，永远是帝王的奴仆、家臣，可以任意操纵，调遣方便。后来又准许宦官读书识字，这样在皇帝周围形成了一个宦官集团，协助皇帝形成独裁。因此，明朝历代宦官代表，无不是因为各种原因得到皇帝的宠信，再入主司礼监、督办、厂卫。其横行无忌，完全是在皇帝默许之下。太监能否精于政事并不重要，关键是他能否全力维护皇帝的地位。正如厂卫是皇帝为了防止臣民有异心而建立的特务机关，廷杖是皇帝为了借势立威，震慑群臣而设的法外之刑，批红权是皇帝收回相权的手段一样，宦官在里面只是起到工具的作用，他们的权力直接来自皇帝。总之，有明一朝，政治黑暗，刑狱紊乱，其根源是绝对的君主专制登峰造极的恶果，也是明代宦官专权的根本原因。正是以上各种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促使明代由压制宦官到逐步放宽限制，到后来宦官干政专权。也使历史上演了这样一幕讽刺剧：太祖最怕宦官专权，但恰恰是这个朝代，成为中国历史上宦官最有权势的时代，被人们耻为“最大的太监帝国”。
宦官专权的特点
宦官只是一个通名，明代宦官是有等级的，最高是太监、少监、监丞，这些都是高级宦官，由入宫年资较久的宦官担任;其次是典簿，长随，奉御，当差，听事等;最下级的有乌本牌、手巾、小火者，和外边的厮役一样了。明代宦官内部等级森严，只有那些高等的宦官才能亲近皇帝，深探皇帝喜好，得到皇帝的宠信，从而走上专权之路。正统年间的王振专权，成化年间的汪直专权，正德年间的刘瑾专权，天启年间的魏忠贤专权，均是如此。明朝一代“出名”的宦官胜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明朝的宦官制度也有一定的特点：
(一)宦官机构庞杂
由于宦官人数众多，多时达十余万，所以管理宦官的机构十分庞大。仅从宦官二十四衙门的情况看，足以使人眼花缭乱。所谓二十四衙门是指十二监、四司、八局的总称。“十二监曰司礼、曰御用、曰内官、曰御马、曰司设、曰尚宝、曰神宫、曰尚膳、曰尚衣、曰印缓、曰直殿监、曰都知;四司曰惜薪、曰宝钞司、曰钟鼓、曰混堂;八局曰兵仗、曰巾
帽、曰针工、曰内织染、曰酒醋面、曰司苑、曰浣衣、曰银作。”①其中司礼监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中的首席，也是整个宦官系统中权势地位最高者。司礼监原本是管理皇城内大小宦官及关防关禁、长随当差等事务，由于明朝皇帝的惰于政事，一些政务交于身边的太监处理，使司礼监虽无宰相的名分，但其行使的权力与宰相无异。明代历代擅权的宦官如王振、刘瑾、冯保、魏忠贤等，均为司礼监太监。司礼监的主要职权有：一是批答大小臣工的一切章奏，即“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二是传宣谕旨，皇帝口述旨意，由司礼监秉笔太监记录，交付内阁缮拟，内阁拟就后交于太监，传达给大臣，这二项是司礼监最主要的职权。三是总管有关宦官事务，司礼监不仅在各宦官中处于“第一暑”的地位，而且实际上也居于总管、统领其它宦官机构的地位。四是兼顾其它重要官职，当时宦官系统的其他一些重要官职，如东厂提督、南京守备等，或专由司礼兼领，或为司礼外差，这也是司礼监职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内监二十四衙门早在太祖当政时期就已搭建，后又经成祖完善，明一朝不曾废除。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二十四衙门外，宦官还掌管了内府供用库、司钥库、承运库、广盈库、广惠库、广积库、赃罚库，以及甲、乙、丙、丁、戊字等十库，和一些房、作、厂。明成祖永乐十八年(1420年)，更设立东厂，宣宗成化十二年(1476年)又设立西厂，大约武宗正德三年(1508年)，复设立内行厂，负责对臣民侦察、监视、逮捕、刑狱。不仅如此，还设立了提督京营太监，并派出宦官在南京寿山、湖广、承天府、凤阳担任守备;负责南京、苏州、杭州三地的织造;担任各省要地的镇守;管理广东、福建、浙江三地市舶司;监督各地仓、场。同时，还不断派出宦官去监军，担任采办、粮税、矿税、关隘的特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明一代，特别是自明中叶以后，宦官自成体系，俨然中央政府，把手伸向四面八方，像蚂蚁一样爬满从中央到地方重要权力机构的大小山头。
(二)厂卫特务统治
明代特务机构主要有“厂”“卫”两种，宦官利用厂卫实行特务统治。“厂”即东厂、西厂、内行厂，“卫”即锦衣卫。太祖登基之初为巩固皇权、防范臣民造反，就利用特务人员侦察、监视京师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之事。并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正式设立锦衣卫这一特务机关掌管侍卫、缉捕、刑狱等事。它表面上是京城上直卫亲属军指挥使司的二十六卫之一，实际是皇帝的贴身卫队，由皇帝直接指挥，只对皇帝负责。它有专门的法庭和监狱，有权承办皇帝下令查办的案件，人称诏狱。锦衣卫是御用的特务机构，但并不是宦官机构，是由未净身的正常人担任，后来东西厂设立后，锦衣卫逐渐由宦官把持，变成宦官掌控的机构。成祖时对锦衣卫信任不佳，把他们看成外官，所以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东厂于东安门北，以内监掌之”，东厂职掌与锦衣卫相同，其属官、隶役均由锦衣卫官卒中选任，再收罗一些地痞流氓为其打探事情。主持这个特务机关的是掌印太监一员，他的全副官衔是“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简称“提督东厂”。提督是由皇帝指派的亲信宦官，一般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第二人或第三人担任，称“督主”。成祖在设东厂以后，锦衣卫的地位明显变化，锦衣卫向皇帝报告要具疏上奏，东厂则可以口头直达。皇帝还赋予东厂督主以监督锦衣卫人员的权力，这样厂权高于卫权，宦官又直接控制厂权，致使厂和卫都处于宦官统领之下，所以有了厂卫并称。明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年)，为加强特务统治又增设西厂。宪宗让宠信的宦官汪直提督厂事。西厂所侦察的范围，不只限于京师，各地王府边镇，以及南北河道重要地方，甚至各省府、州县，都布有特务，连百姓家里吵嘴打架、争鸡骂狗等琐碎之事都会侦察细密以致入狱。范围如此之广、侦察如此之密，使西厂所统领的特务人数比东厂要多到一倍，西厂的权势威焰日渐超出东厂之上。
明代宦官专权过程
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即成化以前的王振专权;成化年间的汪直专权;武宗时期的刘瑾专权;熹宗时期的魏忠贤专权。正统年间，王振在朝中擅权，屡次对麓川用兵，劳师糜饷;挟英宗亲征瓦剌，致遭土木之败。成化年间，由于明宪宗耽于逸乐，不问政事，遂使宦官得势。
有名的宦官有汪直、尚铭、梁芳、钱能、韦兴、陈喜、王敬等人。其中以汪直最为有名。汪直在皇帝授意下，建立西厂，所领缇骑倍东厂，势力大大超过东厂和锦衣卫。逮捕朝臣，有时先下狱而后奏闻，有时旋执旋释，竟不奏闻。屡兴大狱，激化了朝臣与宦官的矛盾。宦官依仗权势胡作非为，人们“只知有太监，不知有天子”(《明史纪事本末》卷 37)。武宗时，宦官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等，称为“八党”，也称为“八虎”。刘瑾最为专横跋扈，大臣的奏章要写两份，必须先送刘瑾，然后才送通政司转给皇帝。
内阁大学士焦芳、曹元都是刘瑾的党羽，焦芳甚至跑到刘瑾家中去办事。北京城内外都说有两个皇帝，“朱皇帝”、“刘皇帝”，或者叫“坐皇帝”(武宗)、“立皇帝”(刘瑾)。明末皇帝不亲理朝政，大权由贪婪的宦官集权把持。熹宗时宦官魏忠贤炙手可热，权倾朝野，“自内阁六部，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明史》卷 364《魏忠贤传》)，许多官僚认他为义父干爷。他凭借厂卫广布侦卒，陷害百姓。并勾结熹宗乳母客氏，专断国政，兴大狱，杀东林党人。自称九千岁，下有 5 虎、5 彪、10 狗等徒子徒孙，阉党遍布全国，权势达到了顶峰。宦官不仅在政治上弄权，而且在经济上贪污受贿，巧取豪夺，勒索大量财富。王振家藏金银 60 余库，刘瑾家有黄金 24 万锭又 57800两。宦官专权，加剧了明朝政治上的腐败，加重了人民的苦难和社会不安。